我蹲在超市货架前面，手里攥着一包卫生巾，卫生巾的钱，得回去找婆婆要。
我没钱。我浑身上下翻不出五块钱。
手机里微信余额是零，支付宝是零。银行卡里躺着的那张卡，早就不属于我了。我嫁过来五年，五年，我男人的工资卡从来没有在他自己身上待过一天。从领证那天起，那张卡就被他亲妈收了去，塞进了她自己的兜里。我婆婆的兜，比我这个做老婆的兜还要鼓。
卫生巾标价二十四块八。我盯着那个价签，眼睛发酸。
不是疼，是羞。
我三十一岁了，一个女人，连给自己买包卫生巾都要回家跟另一个女人开口。她要是心情好，给我一张皱巴巴的二十，再补一句"现在这玩意儿真贵，你们年轻人真不会过日子"；她要是心情不好，我就得站在她面前，听她从头数落到尾，数落到最后，那点钱还是不给，让我自己想办法。
我男人叫周建国，我叫他建国。建国在城里的化工厂上班，一个月六千七，不算多，但在我们这个小县城，够一家子嚼用了。六千七，五千五上缴给他妈，剩下一千二他自己留着抽烟喝酒，偶尔请同事吃顿烧烤。
我的那份，从头到尾，不存在。
我站起身，把卫生巾放回货架。手在放下去的那一刻顿住了。
不是我不想买。是我连开口要钱的底气，都被这五年磨没了。
货架旁边走过一对小夫妻，女的挽着男的胳膊，顺手从架子上拿了两包卫生巾，眼睛都不眨地扔进购物车。我盯着她看，看她掏手机付账，动作自然得像呼吸。
我把脸别开。
我忽然想，如果明天我死了，他们会不会也这样，不慌不忙地，先打电话问问他妈，办丧事要花多少钱，值不值。
这个念头把我自己都吓了一跳。
我赶紧站起来，扶着货架，缓了好一会儿。